劉克襄說，每日在報社的工作之外，他最常做的，就是在書房裡看地圖，研究某個地方的文獻史料，在反覆的閱讀與推演中，為即將來臨的週日規畫行途的時空座標。
「所以我的書房裡很少文學書籍。這大概是我跟其他作家不太一樣的地方。」劉克襄啜了一口咖啡。坐在對面的我則在這短暫的沉默中，突兀地自腦中跳出一幅超寫實的畫面：闇黑的書房裡，坐在書桌前的男人展開地圖觀看著。他的臉距離地圖很近很近，手指在蛛網般的線索中逡巡。當他的目光停駐在線上的某一點，奇妙的事情就會發生：手指的焦點泛出微光，逐漸擴散書房，在光裡面，也許是某個提著竹簍的老人正在緩行，也許是一個我們不識面目的學者攤開筆記，記錄一種並未出現在畫面中的生物……
不一樣的旅行方式
這是另一個世界。作家劉克襄在地圖中找出的，異於工作與現實生活的另一個世界，卻同樣的真實。它們也許在北台灣的某個山區裡，也許在省道旁的不知名小鎮上，每個星期天，劉克襄讓這些地圖上比米粒還小的空間，變成他尋訪和記錄的台灣景點。
在行腳的過程中，有太多太多值得發現和記憶的人事風景。前兩年，劉克襄在這樣的因由下出版兩本旅行寫作：《迷路的一天，在小鎮》、《安靜的游蕩》。書中所記錄的城鎮，多半是觀光客鮮少注意的偏遠鄉鎮與縱貫鐵道上的分支線。劉克襄在出發前詳細考察這些地區的背景資訊，返回後則完成了如書所見、歷史與人文交織錯落的旅行紀錄。這一系列台灣旅行的深度書寫，一方面是劉克襄在創作上開採新的視角，一方面也出於對國內旅遊文學的質疑。相對於旅行文學大量累積國外旅遊的經驗與指南，當面對如何在台灣旅遊時，一般人常常不知如何是好，或只能到已被消費庸俗化的觀光勝地走馬看花，劉克襄希望找出一種不一樣的旅行方式，對他，便是建立涵蓋自然生態知識的旅遊觀。
當然，除了自然生態以外，劉克襄對於人文的關注也化身在旅行之中，成為一個輕盈卻美麗的註腳。比方採訪的前一天，同樣是週日，劉克襄維持多年來的習慣，帶著一群國三的孩子們到桃園慈湖的溪洲山上旅行。為什麼選擇這座山呢？原來劉克襄是為了尋找曾經串連一則愛情故事的路徑。
他說，以前曾讀到小說家鍾肇政敘述父親在溪洲山附近的百吉國小教書，後來鍾肇政十六七歲讀中學的時候，總要從百吉國小翻山到頭寮，再到大溪，然後到鶯歌坐火車去上學。鍾肇政將這段路程寫成一篇愛情故事，讓劉克襄後來走這段路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情感，「我很好奇當年他所看到的百吉國小，還有路上那些老松、扁柏，以及那種翻山的情感。」雖然曾跟鍾老見面聊天，但他恐怕不知道自己對這段路閱讀出的情懷吧，劉克襄笑著說。
尋找自然中的人
如果將劉克襄的創作經歷也具象為一個時空座標系，那些跨越各象限的座標點便反映了他創作領域的寬廣，也讓許多人咋舌驚嘆。
一個詩人、一個自然生態觀察家，寫過自然誌，也涉足小說和繪本創作。而所有創作的主題，其實都能歸結到一個面向，就是「自然中的個人」。
早期，由於創作大量以鳥類為觀察對象的自然寫作，劉克襄贏得「鳥人」的封號。身為少數將自然生態積極入詩的詩人，他提過最早是因為入海軍服役時，在測天島附近常常看到各種鳥類，有在空中飛翔的、打靶時被驚起的，也有行軍時在路邊看見的死掉的鳥。後來向陽建議他可以將這些寫成詩，於是，這些鳥族們翩翩飛入詩中，而後，又加入了豆鼠、座頭鯨、海龜、長鬃山羊……這些動物們與牠們生活其間的自然環境，共同構築了劉克襄文字裡蘊藏的遼闊的自然世界，這個世界有時是安靜溫煦的小宇宙，有時卻擺盪著不安與孤寂，各種情感的流動紛陳，其實反映了劉克襄在自然環境中亟欲追尋的自我價值與位置。
人為什麼在自然裡，以及人如何在自然裡，成為劉克襄最初也持續至今的探索。「最早的發端是在剛開始賞鳥的時候，我會一直注意，為什麼有一群人去賞鳥？為什麼這些人會去賞鳥？我發現其實在賞鳥的過程中，自己是在觀察這些團體和人，我好奇為什麼這些人會去接觸自然。」這份對人的關注將劉克襄帶進早期台灣的生態保育運動。當時自然生態運動最大的啟蒙是鳥類保育團體，其中有許多知識分子參與。對於這些人維護保育的動力，以及整個團體的向心力，在當時第一線上的行動中深深吸引著劉克襄，「我必須進入這個世界才能了解他們。」
保育團體近乎胼手胝足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耕耘許久，這當中最長期的奮戰之一是一九八四年開始計畫成立「關渡自然公園」，由於遲遲沒有看到自然公園成立，帶給劉克襄很大的挫折感，有一段時間，劉克襄冷卻對現實社會的熱情，轉而回到圖書館裡讀書寫作。他從一些史料中察覺很多發現台灣鳥類的竟都是外國人，便持續挖掘這些相關歷史，從而開啟自然誌的書寫工作。自然誌的撰寫成為一項契機，劉克襄藉由一連串踏查培養了歷史的寬闊視野，使得他能以更寬闊的歷史觀進行文學上的創作。
在過往的時間長河中，探險家和自然生態研究者們留下的吉光片羽填充了劉克襄對歷史的缺席感，而「小綠山系列」則是他對成為一位「博物自然觀察家」的自我訓練。在這三本厚厚的觀察紀錄中，他以居處附近的小山生態為對象，以精確的自然敘述和細緻的文學筆調，加上兼具精細的繪圖，將自然觀察者和空間所能發生最綿密深長的關係徹底表現。劉克襄說，雖然這三本書對讀者來說也許吃力不討好，但對他而言，卻是一番極為有效的基礎訓練。在他接下來的幾部作品中，經過知性訓練後的劉克襄展現趨近舒緩的創作風貌，這份自在與安靜在2001年的詩集《最美麗的時候》中宛如主題樂般成為全書的基調。
反叛精神依舊存在
在劉克襄的早期詩集裡，到處可以看出想掙脫群體束縛的個人形象，那位以反叛之姿行吟文壇的青年現在還在嗎？他說，那個時期的反叛精神現在看來已經失去對話的可能，因為那樣單純的理念已經無法呼應時代。但是對他自己，反叛精神還是存在的，變成對自己創作的反叛。常常在寫的過程中沒發現，但寫完之後會不斷反省自己好像在討好讀者，譬如自然誌的寫作會不會都在介紹人物？為讀者扮演橋樑與堅持創作的藝術和獨特性，在劉克襄的自我檢討中成為常出現的兩難。但他提到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時策畫的「探險家」專欄，在報導日籍博物學者鹿野忠雄後，沒多久便收到當年鹿野在台考察時的助理陳抵帶來信，表示很高興鹿野忠雄的努力受到重視。這樣的讀者回應，其實給予劉克襄相當深刻的印象和鼓勵。在這種種檢討下，溝通者、教育者、創作者，這三種角色在劉克襄的創作中持續地進行磨合。
即使如此，創作對劉克襄來說仍是一件快樂的事，那快樂並非寫作本身，而是寫作時迸發創作靈感的過程。他並不會刻意追求寫作的技巧，而是讓它自然而然地發生，因此，有時候看其他作家的創作，會為他們面對作品的認真與嚴謹感到敬佩，「看了會有壓力呢！」但是能從文學創作中尋求自己的生活價值，這樣的創作觀帶來的滿足感，其實是他目前深深珍惜的。
前陣子回老家的時候，劉克襄發現自己十八歲時看的書，竟然和自然生態污染有關，因為不在記憶的版圖當中，讓他很感到驚訝。同時期看的書還有《愛默生文選》，他翻閱自己曾讀過而至今遺忘的書，發現其中註解最多的是愛默生對梭羅的評語。同樣是自然與人。「個性性向在很早之前就會給你暗中的啟發：你會走這個路線的。只是到二十四歲的時候，那個種子的迸裂才更迅速更強烈。推敲起來，小時候會去釣魚去接觸自然，應該也是這個緣故，只有慢慢回溯才會了解。」
注視文學生態
從事自然寫作之外，另一個未曾間斷的是編輯工作。副刊編輯是從大學畢業之後就開始做的，這份工作提供劉克襄日常生活的穩定步調。他曾經讀到《紐約客》有一位編輯，每天騎著腳踏車去上班、看稿子，二三十年如一日，劉克襄說，編輯最崇高的理想就是這樣。從看稿的工作中享受單純的樂趣，在這份單純中維護對工作的執著，又能得到創作的餘裕，跟從前擔任主編因忙碌而造成對創作的斷傷不可同日而語。
「當主編的時候，我一直想放進一些非文學而比較接近文化面的東西，讓讀者注意到所謂的台灣自然誌和文化批評，在當時那是一個沒人碰觸的新領域，所以會有『探險家』系列。」然而龐大的工作壓力對於創作靈感一直浮現湧動的寫作者來說，絕對是一種精神的耗損。同時，他也深刻反省一名副刊主編所能扮演的社會角色：「主編是不可能創造一個時代或改變社會的。」
因此劉克襄選擇暫時離開那個工作環境。之後，以極短的時間將重新被釋放的寫作能量匯聚成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風鳥皮諾查》。書中的皮諾查，被長老們賦予找回英雄黑形的任務，並在過程中經歷各種磨難與考驗。故事最後，皮諾查終究沒有尋回傳說中的英雄。這似乎隱隱聯繫了劉克襄的體認，而化作這篇富有寓言的小說。
重回編輯崗位後，劉克襄對於一名盡職編輯的形象有更為清晰明確的體認：「認真看稿、挖掘新作家、對老作家給予建議。」忠於文學也忠於文化，劉克襄說，這是身為一名副刊編輯最基本而熱烈的堅持。
當我問及，把視線從自然生態轉向文學生態，身為編輯的他看到什麼時，他低頭，然後抬頭，彷彿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置換自己的角色。「文學正在沒落。」他接著說，其實自己近年來很少以專業角度進行文學創作，但他認為，一般文學作家在寫作時面對的挑戰很大，包括有沒有人看或者賣得好不好，會有各式各樣的焦慮。對於有志或已涉足文學的創作者，劉克襄建議應調整自己對純文學的看法；另外，不要每一篇作品都經由副刊或文學雜誌發表，而是以直接出版為目標，接受市場機制的考量。「不要把副刊或文學雜誌當作唯一崛起和被肯定的路線，在創作的時候就只是創作……但這其實很難。」的確，保持書寫的剔透與單一在這個多聲道的時代著實不易，也許回歸自我的凝視，才是對抗一切焦慮最好的方式吧。
在創作的森林裡探險
回到劉克襄最近的創作。早在採訪之初，劉克襄就興致勃勃地說起最近他在進行的兩個專欄，其中一個是尋找正在消失的野果和野菜。他自己相當喜歡這個前人未發掘的探查方向：「比方有一次我在台中看到一大片紫色的花海，講到花海，一般人想到的多半是油菜花，這種紫色的花叫紫雲英，聽過嗎？其實這種植物蘇東坡就曾經提過，叫做元修菜，五四時代的作家周作人也書寫過。」台灣有許多特有的植物，以前常被採食或利用，但是現代人不再採集，也忘卻它們的文化意義；一旦忽略這些自然資源的人文價值，就跟忽略一座古蹟建築一樣，都是文化的失落。劉克襄希望藉著觀察這些野生植物，提醒人們注意自然資源與人類的鏈結，一個自然生態文化也才有趨於精緻的可能。
另一個將集結出書的專欄，是台三線上的二十個小鎮。這二十個小鎮延續劉克襄之前的旅行寫作，都不是一般觀光客駐留的地點。劉克襄從它們的古地名展開時間與空間的探勘，藉由新角度放大這些鎮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樣的旅行書寫將會一直繼續下去嗎？「目前已經結束了！」劉克襄斬釘截鐵地回答。濃厚的冒險家性格，使他不喜歡永遠待在同一塊創作領域，總是熱切尋找新的疆界穿越，並且樂此不疲。
然而從前跨足的領域也未全盤放棄，就像他目前仍在處理的小說和繪本，會不會出版是另一回事，但他悠遊在各種創作林中，一面回溯，一面摸索。正如他所說的：「一條路我不喜歡只走一次。」而我彷彿看見，在樹影交錯的潤澤土道上，劉克襄踏著自得而穩健的步伐，在每一座山林曠野留下深深的足跡。
劉克襄，本名劉資愧，民國四十六年生，台中縣人。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台灣日報》副刊編輯、《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編輯、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現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擔任執行副主任。曾獲時報新詩推薦獎、台灣現代詩獎、吳三連獎、台灣自然保育獎等。作品跨詩集、自然寫作與自然誌論述、小說、繪本、旅遊指南和自然教育各類。本文使用配圖來源為公共電視「藝術很有事」2024年製播之劉克襄紀錄片《岳人的愛情絮語》。
※本文首登於《文訊》221期，2004年3月，頁12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