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中的「我」

要不要讓「我」出現在一篇採訪寫作中？這問題就像時不時來一回的課堂小考，且每次都希望你最好牢記過去考古題寫過的答案並來個脈絡回顧，從是否題、單選體、複選題，最後答成了申論題。

我的在場太重要了。沒有這個我的提問、的反應、的鏡像、的化學效應，受訪人不會在那個特定時空給出這樣的答案、的反應、的鏡像、的化學效應。問題是，這麼一個參與、共創了特殊談話生成的「我」，要不要安排他出現在採寫內容裡？為什麼要？要多少？

近來我希望能讓「我」扮演一個讓讀者鮮明意識到的「他者」。最好每一次的「我」一捺了跡，都打破正閱讀某種客觀報導的幻覺。如此，我想像讀者也會被迫站在距離之外，甚至清楚看見這個「我」的框架和侷限。人人都是彼此的異溫層。不必跟受訪人站在同一邊，調度能開啟對話的問答，因為好奇那一邊的人如何思想，如何回應異見或質疑。因為「我想知道你到底怎麼感受、怎麼想？我好奇那個終究讓你我不同的界線是怎麼形成的？但那個不同、那條界線，可以不讓我們落入劍拔弩張的言語角力，而只是了解了彼此的差異，甚至，再多凝視一點，那差異或許只是某種表面。」

那差異或許只是某種表面。寫下這句時我並不是那麼肯定。可是，我喜歡線的存在。它區隔了每一個「我」跟他人，而正是那樣的線、那樣近乎絕望的區隔，讓他跟我的對話徒勞得不可思議，卻也存在某種美好，美好得難以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