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史蒂夫．賈柏斯過世兩天，台灣小說家與時事評論者楊照發表「難以超越的賈柏斯障礙」一文，蓋棺論定指出，賈柏斯障礙正式成形。
「『賈柏斯障礙』指的是一種未來很難被超越的經營管理典範，一種未來更難被超越的企業家形象。」楊照寫道。
在台灣，創辦雲門舞集、耕耘舞蹈文化四十年的林懷民，也高高豎起一道「林懷民障礙」。
將林懷民和賈柏斯相比乍看不倫，畢竟兩人成長的社會文化背景大相逕庭：林懷民出生於戰後凋敝的台灣社會，誕生後數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這段群體生命的斲傷印記般烙印於他的靈魂深處。賈柏斯比林懷民小了一整個世代，是越戰與嬉皮文化之子，對「活出獨一無二的自我」追求高於一切。兩人成年後皆投入高度創意性、挑戰性和理想性的職業，事業成果受到普遍認同與景仰，也各自扮演「文化英雄」（culture hero）的典範角色。
儘管兩人所承襲的時代與社會價值觀的巨大差異，讓憂國憂民的藝術家林懷民截然不同於極度個人主義的企業家賈柏斯，但，兩者都以鮮明、強烈的個人特質與難以取代的領袖魅力為眾周知。事實上，在閱讀《賈柏斯傳》時，我腦中多次浮現的對比性人物，正是自己採訪多次的林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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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柏斯傳》的傳主，在其親友、同事、對手的描述中，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物。充滿創意、喜怒無常、才華充滿魅力卻也具攻擊性。複雜、難以捉摸的性格，是賈柏斯傳奇不等同於蘋果傳奇，卻更引人入勝的關鍵。
林懷民亦然。作為公眾人物，林懷民不像賈柏斯極力維護私隱，他的家族淵源和成長經歷，在《飆舞》和《少年懷民》（兩書皆由楊孟瑜執筆）兩本傳記中都有完整的記述。讀者們從書中窺見一個卓然不群的青年藝術家形象：出身士紳世家，父親是從政菁英，身為長子的林懷民卻熱愛文學與舞蹈，終在成年後自家族期待中叛逃，先是創作小說，後更義無反顧創立現代舞團，並獲藝文前輩的提攜與同輩擁護。
反叛、浪漫、才氣、執著……林懷民的早年生活，一方面貼合「藝術家」角色的正典性，在當時充滿壓抑的社會氛圍中，他的崛起有如一記動員令，號召關注文化藝術、社會品質的文藝青年起身追隨。
隨著舞團聲名漸起，林懷民的「狂躁藝術家」形象也開始流傳。對早期的雲門舞者來說，林懷民混合「嚴師」與「暴君」的工作態度，最令人敬畏和難忘。最著名的例子，是某次排舞時，因為不滿舞者表現，他又氣又急下擊破玻璃窗，砸了一手血。一位曾加入雲門舞集的編舞家回憶，有時排完舞，林懷民會把每位舞者輪流叫進排練室後方的小房間訓話，「幾乎每個舞者出來都會哭。」
「火爆編舞家」的名聲傳得久了，甚至有人繪聲繪影地說，某本以現代舞團為題材的小說裡，那位一生氣就把香菸擲向舞者眉心的編舞家，就是以林懷民為藍本。
然而，真正讓林懷民從「藝文圈的林懷民」成為「公眾的林懷民」，關鍵仍在他以知識分子自詡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雖未隨父親走上仕途，一種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傳統士人情懷，卻經常反映在林懷民的創作和言談中。評論者對於林懷民作品強烈的現實意識或有褒貶，他對時事潮流的敏感也常被解讀為「政治正確」（畢竟連雲門經典之作《薪傳》的首演都恰好發生在中美斷交當晚），然而，一位能以舞蹈勾連共同記憶與情感，作品又屢屢為台灣贏得國際矚目的「台灣之光」，比起總是傷害人民感情的政客和頻遭擠壓的國際地位，何者更能安撫貧弱的集體自信，不言自明。
放眼望去，一位編舞家在社會大眾間享有聲譽，在全世界都是少見而獨特的。在台灣有眾多舞迷的德國編舞家碧娜．鮑許過世後，我曾到德國旅行，期間特別乘車到鮑許駐居多年的烏帕塔歌劇院朝聖。和隔鄰旅客交談時，他對我特地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工業城市感到疑惑。「我是為了碧娜．鮑許而去。」「鮑許？那是？」「是一位德國編舞家，全世界的編舞家……」「抱歉，我不知道，她是德國人啊？」……
事後回想，我的驚訝來自於一種理所當然，不是碧娜名氣的理所當然，而是我拿林懷民在台灣的名氣對比碧娜之於德國人的意義了。在台灣，連計程車司機都認識林懷民，聽人說要去看雲門的舞，便興致勃勃討論起他也載過「林老師」。林懷民走到哪，都有人指認寒暄，即便那人不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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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一位公眾人物，採訪時常遇到另一種「林懷民障礙」。特別是，他已不只是公眾人物，還是一位「大師」。
二○○六年，雲門舞集與當代藝術家蔡國強合作《風．影》，我初次直面「林老師」，緊張地連問了些什麼問題都忘記，唯獨記得林懷民蹙眉聽完某個問題後，只回答一句話：「妳的問題我聽不懂。」
再次見面是《風．影》在八里排練場的聯合記者會（兩年後，此處在大火中付之一炬），那年政治喧擾，一位電視台新聞記者舉著麥克風走向林懷民，不問《風．影》，但問他如何看待政治。林懷民推開麥克風，連帶把那個女記者推向門口，是驅逐出境的意思。
日後任職於《PAR表演藝術》雜誌，接觸「林老師」的機會更多，林懷民的形象也隨之開始解構、重組。那就像就近細細審視一顆鑽石的稜切面，愈看愈發現切面多向繁複，每一次審視都會發現新的角度，折射出新的光線。
很難想像作為一位大師，林懷民對不起眼的小事也事必躬親。舞團戶外公演遇到下雨，林懷民抓著抹布，親自趴在台上拭水。人來人往的記者會現場，他走到茶水桌旁，往還空著的杯子倒茶。
雲門舞集從行政、製作乃至舞者團隊，注重細節的程度已非「精細」能形容。這個特質和林懷民「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性格有絕對關係。舞者說，「老師的眼睛很利，一個小動作的角度一點點不對他都看得出來。」林懷民說，演出時自己坐在台下，「像一個警察」，每場演出結束，給舞者的筆記永遠是幾十條起跳。
要和嫻熟於經營管理的林懷民共事，雲門行政的一群鐵娘子個個被練出七竅玲瓏心，凡事層層把關、照看妥當，務求支援演出製作的所有環節都能滴水不漏、完全在掌控中。
年過六十，林懷民一如年輕時的傳言，仍是位「暴君」。有些舞者坦承，和林懷民共事常帶來莫大的心理壓力，有時連「你怎麼不再長高十公分」這種要求都會出現；資深舞者則認為，「和前幾年相比，老師已經溫和很多。」對此，從十六歲和林懷民工作至今，於公於私都相知甚深的雲門舞集助理藝術總監李靜君感嘆，所有對舞者的嚴格要求，其實來自林懷民一直以來「嚴以律己、嚴以待人」的緣故。
確實如此。林懷民曾在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演講中提到，自己年輕時如何苦無舞蹈學習的管道，好不容易把巴蘭欽舞作錄影帶弄到手，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到最後，「吉賽兒的旋律我會哼會唱，它的段落、結構……我都知道。」
他曾擔任瑪莎．葛蘭姆來台時的翻譯，演講時，葛蘭姆一口詩意的英文難度極高，甚至認為有些話林懷民大概翻不出來，「可是我通通都會。為什麼我都會？不是我英文好——她的書我看到會背。」
從舞者到媒體都叫他「林老師」，是出於尊敬，但林懷民也真的好為人師，不管面對誰，他經常即席考試，問你昨天哪家報紙的哪篇報導看了沒，哪本書、哪些雜誌、哪個表演、哪部電影……不知道是不應該的，氣起來還會一陣喝斥，「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
後來才明白，那喝斥不是針對性的。那是強烈的自我要求使然。林懷民對知識的好奇到了「飢渴」的程度，不用電腦的他，有了iPAD和智慧型手機後，滑起螢幕比誰都起勁，「有了這個，隨時有想知道的都可以查。」他曾興致勃勃地說。
問他，「對於大家怕你，認為你很兇，你覺得如何？」
「你應該先問我不工作的時候兇不兇。我想我不是兇，是龜毛，工作當然要要求，你要達到那個水平，才叫專業。雲門如果不那麼龜毛，走不到今天，不龜毛很快就不見了，這就是所謂的專業。如果待過國外舞團就知道……但我跟雲門（在台灣）是單數，於是我就變成一個奇怪的人，大家不理解也不願意理解。」
「怕我，我認為理所當然。我記得藝術學院舞蹈系第一屆，有一次我去查堂，站在窗口看學生上課，幾個站在窗邊的小孩手在那邊發抖。他當然發抖，從小學舞聽到的名字，現在變成真的人站在旁邊！」
「但我不覺得我是個難碰觸的人，」何況，「你每天出現在報紙上，也不代表什麼啊，再偉大的成就，面對下一個舞還是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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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懷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只展現在關注家國大事、百姓民生，雲門基金會的諸多舉措，都是他使命感的延續。
羅曼菲獎助學金、流浪者計畫、雲門2的創立，都有他培育舞蹈人才、健全藝術生態的用心。
紀念早逝編舞家羅曼菲的「羅曼菲獎助學金」專為舞蹈人設立，許多年輕舞蹈工作者都在這筆獎助金的支持下，飛往國外尋夢或挑戰舞蹈創作的新方向。
「流浪者計畫」不拘各類型藝文工作者參與，近年更有許多社會工作者前往各國考察人權或環保發展。這個計畫不只是林懷民將年輕時體驗到的流浪養分傳續給年輕世代，還別有用心地希望有膽識有企圖的流浪者們在此平台相遇，彼此擦出激盪的火花。
雲門2提供台灣年輕編舞家發表創作，也已育成迥異於雲門舞集的舞蹈風景。林懷民作為舞壇「掌門人」，讓後來者持續於前人基礎下攀沿發展，雖說責無旁貸，卻也不能說理所當然。林懷民曾提到，「美國有些非常世故的舞評人，說雲門2是在培養敵人」，從西方藝術家唯我獨尊的角度來看，確乎如此，然而，林懷民終究是在華人傳統文化下養成的創作者，「傳承」是個迴避不了，他也不容自己迴避的責任。
可以說，台灣的舞蹈之所以蔚成一個生態圈，林懷民和雲門對其他非雲門舞蹈人的提攜與資源分享，功不可沒。然而，這樣的生態不能說沒有缺口。從舞蹈學習者、工作者、教育者、評論者，曾獲雲門協助的藝文工作者眾，使台灣舞蹈圈猶如一個大家族，以雲門為主幹不斷長出旁枝。盤根錯節、共利共生的關係，加上台灣傳統講究人情義理的價值觀，多年來反而逐漸形成了論述雲門功過、評議林懷民作品時的寒蟬效應。林懷民本人或許也不樂見此現象——這何嘗不是對他、他的創作和整個雲門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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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對所有後來的企業家來說，賈柏斯已成一項難以挑戰的標竿，之於台灣（甚至是華語界）的藝文工作者，「林懷民障礙」早已確鑿、無庸置疑。
作為編舞家／創作者，林懷民不只關注現實，擅長以作品對話社會氛圍，在創作風格上，他兩度突破自我，從早期取材傳統民間故事的敘事舞劇，到一九七八年《薪傳》展開探索土地情懷與形塑肢體風格之路；第二次突破則是在《水月》、「書法系列」等作，以「取法東方」正式確立嶄新的肢體語言，影響之大，共振了向來獨占現代舞話語權的歐美舞壇。近年迭獲國際重要舞蹈獎項，固然是錦上添花，然若將林懷民的獲獎置於兩世紀以來東西方權力對照和前述現代舞話語權的脈絡下看，「華人（亞洲）編舞家第一人」底下的的榮耀之下所反映的深沉意涵，頗值尋思。
作為舞團經營者，林懷民的管理長才，置諸台灣表演藝術圈也屬少見特例。雲門能在重視現實、藝文環境貧瘠的亞洲移民社會中，成為專職員工達一百人、獨一無二的國際舞團，若非林懷民與其創作能力不相上下的商業頭腦和宏觀視野，恐怕難以成就。除了聰明用功之外（他曾提及商業雜誌是他的必讀書目），他交友廣闊，與同輩企業家聲息相通、義氣相挺，這些顧問或基金會董事也能針對雲門營運多所建議，這個面向的林懷民和雲門，是除了舞蹈之外，許多論者經常略而不提卻至關重要的。
作為一個人，林懷民強大的意志力和掌控性格，以及他兼具理想與現實的創造力，源源不絕的好奇心、重視分享的人格特質，在在構築出一個充滿魅力、牢不可破的領袖形象。所有我接觸過的舞蹈人士，說起林懷民多半愛恨交加，有人甚至形容自己是受虐狂，愛上和林懷民工作時被不斷質疑、不斷要求、不斷挑戰，猶如被虐的快感。最終，是這位讓所有雲門人視工作為「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領導人，讓他們發現自己原來有不斷突破自己的勇氣和實力。
「林懷民障礙」因此確立。並非他編了無人能超越的舞作，或是成就一個萬夫莫敵的團隊，而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如何在四十年間，不間斷、竭力、勤奮地發揮所有稟賦與能力，一次次征伐自己、積極求勝的過程。
而戰爭仍未停息。講起下一個作品，講起後年的淡水園區，六十六歲的林懷民雙眼放光，「我還有好多夢想！」
底牌掀出。這才是真正的林懷民障礙。
※本文首登於《PAR表演藝術》第250期，2013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