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剛登台時，我也註冊了一個帳號，然潛水不多時就被上頭截然不同於FB和IG的社群文化嚇到了。那裡的批判異己遠比前兩者多，被推播了一堆炎上文、黑特文、靠北文，一股海嘯滅頂感當頭籠罩，我連忙撤離。
後來跟朋友聊起，朋友說，其實脆的演算法跟其他社群平台也沒兩樣，只要你多點自己想看的，爾後自然少有不喜歡的文來到面前。
我暗想：那不一樣無聊嗎。總之，手機依然維持FB和IG兩個app，解了脆，只在偶爾想起時，重新安裝瀏覽一回，也總是快快離去。
最近一次打開脆，被推送一篇有意思的內容。譯者的女兒在脆幫爸爸打書，順便幫爸爸延攬業務，非常可愛。這本《神經可塑性》一度引起我注意，在實體書店翻閱書本人後，因為裡頭闡述的概念，過去我已在其他書籍讀過，這本書的提綱挈領並不符合我增廣新知的需求，只得放手。
只是倉促間竟沒留意：譯者竟是梁永安。許多許多年前，當我還是大學生，學校附近新開的政大書城（如今已成為師大路上的星巴克），有一排書架全是立緒文化的書，而許多書背上的譯者，都是同一人，梁永安。
那些年，眾多我感興趣的人文社科書籍，都出自他的譯筆。當時不知道這是多大的能耐，對翻譯門竅也全然無知，然而久而久之，變成書背上有這名字的，都會多加留心。
過了幾年，我在研究所學長的推薦下，開始接雜誌社的採訪稿。然後進了雜誌工作。然後，接到《文訊》雜誌邀稿，要我採訪譯者梁永安。我一口答應。那是我第一次做「譯者」的人物專訪，滿心以為既然自己讀了那麼多梁永安翻譯的作品，採訪他應該不難。
如今，無從回憶過程中我究竟有沒有涔涔冒汗，因為許多年後，我才察覺「譯者」是一種很難訪的職人。可是，印象中咖啡桌對面的梁永安先生神情溫煦、靦腆，竭盡所能地回答我恐怕有些不得其門而入的提問。
一看到這篇脆文，我腦中自動跳出了六個字：嚼飯授人之事。這是當時自己為這篇人物採訪下的題目。脫胎自梁永安對翻譯工作的自況，典出另一位優秀的譯者：鳩摩羅什。
我試著在網路搜尋這篇2010年1月刊登的文章，沒想到輕易找著了。感謝當年從我的樂多部落格轉載這篇文章的人。我應該要把這篇文章重刊在「沒用的森林」，然後引導上鉤的人們去網站讀全文的，不過今天我發懶，所以在此貼出全篇，「#本文徹頭徹尾全非AI生成」，雖然，這實在也不是什麼不得了的事情。
梁永安：嚼飯授人之事
靠翻譯維生的關鍵是手腳要快，必須全速生產，不能停下來喘氣。所以，我和莉迪亞工作起來都必須極度自律。拿到出版社委譯的書以後，我們會把書分成兩半（精確地說是「撕」成兩半，萬一我們只有一本工作樣書的話），一人半本，每天生產出定額字數。這個字數是天塌下來都必須完成的。我們每天都必須翻譯許多頁，而且有沒有那個心情都必須伏案工作。
這段文字，是美國小說家保羅‧奧斯特年輕時的回憶。在他還沒成為名滿天下的作家前，翻譯是他賴以維生的重要技能。即使翻譯的是文學作品，過程仍充滿了與一般工作無異的機械性質。稿酬與辛苦不一定成正比。
翻譯這本《失意錄》的梁永安對書中許多片段深有同感，「奧斯特講出了一些翻譯人的痛苦。」
對於這場採訪，梁永安原有些猶豫。儘管已是台灣少數質量兼具的資深譯筆，卻鮮少曝光，一是「譯者」在台灣多少給人「為人作嫁」的印象，本就是個低調的身分；另一方面，梁永安自認並非對作品滿懷熱情的譯者，「我是為了生活，出版社丟什麼活就做。不是因為特別喜歡什麼書才做。這麼說來，實在不好意思。」
雖說如此，以「工匠謀生活」自視的梁永安，卻能在十幾年間翻譯橫跨文學、宗教、生活、人文、社會科學等不同文類共近80部作品，且部部譯筆流暢，宛如閱讀中文創作。特別是學術論述類作品，不若坊間多數譯書往往令讀者迷失於未經轉化的英語句式，遑論理解原作的思辨邏輯，梁永安的翻譯，讓中文讀者得以在無凝滯罣礙的閱讀過程中，清楚看見原作者勾勒擘畫的世界景觀。
我不知道除了翻譯我能做什麼？
梁永安是來台灣念大學的香港僑生。起先讀人類學，研究所時轉攻哲學，從學生時代就陸續受師長之託，翻譯單篇文章，練筆兼賺外快。
他做得很不錯，有些社會科學類的譯文還被收進文集出版成書。後來，在中華書局工作的朋友也找上他，要他參與《大英百科全書》的繁體中文版編撰。
念碩士時，課都修完了，他開始到出版社兼職做事，主要是編譯。當時出版社常做大部頭套書，最讓梁永安印象深刻的是一套《二十世紀全記錄》，內容是從各國每日報紙摘出頭條新聞，旁列其他重要大事。當時許多國家都出了自己的版本，出版社便找了通不同語言的研究生來翻譯，加上中國的新聞大事，整理匯編成台灣版。
在編輯過程中，梁永安發現，許多研究生的翻譯讀來實在受罪，與其修改，不如自己重寫。他花了大量時間做這些額外的工作，為日後走上專職翻譯之路，奠定進一步的基礎。
那幾年間，梁永安待過幾間出版社，不只翻譯，他做過各式各樣與書相關的工作，然而，每間出版社皆以結束營業收場，家裡又遭逢變故，原本想出國繼續攻讀學位的梁永安，必須尋求一份能確保生存的工作。
「我想，難道繼續當編輯嗎？雖然斷續有六、七年的經驗，好像只是（出版社結束）歷史重演罷了。不知道自己有何長才，也從未翻譯過一整本書的我，對當一個專職翻譯，我非常戒慎恐懼。」
這時，另一個出版社找上梁永安，要他修改已譯好的小說，從奇情到驚悚無所不包。在改譯的過程中，梁永安一邊留心別人如何翻譯，也就逐漸開竅了，「我認為自己或許也做得到。」就這樣，他接下了第一本全書翻譯，是立緒出版社的《孤獨》。
譯者：二流作者和二流學者
因緣際會當上了專職翻譯，至今已十幾年。問梁永安，翻譯的快樂之處是什麼？他一聽就笑了，「這問題很有趣。通常朋友都問我，翻譯是不是很痛苦啊？會不會寧可不做啊？很少人問我翻譯的樂趣。」
他先娓娓道來翻譯的苦處：「那是很具體的、生理性的痛苦──每天要絞盡腦汁，死掉很多腦細胞，然後眼睛和手腕也累。在電腦前坐久了腰也累。有時會把所謂的愉快忘掉。但，根據我的理論，應該是有愉快的部分。我想，若一個人能把自己能力最強處發揮出來的話，這人應該是快樂的。」
梁永安強調，這能力並非偉大，而是人人都有某種優於其他能力的才能，若剛好能發揮，實現自己潛能，自然會感到愉快。在他，就是擁有翻譯的能力。
「翻譯牽涉到很多不同能力和要求，這些能力還必須有機緣集合在一處。它們是：紀律性、理解力、知識背景、邏輯思考性、找資料的能力……等等。我看過一篇論翻譯的文章說，若一個人是二三流的作家和二三流的學者，他可以是一個很勝任的譯者。我非常同意。」
梁永安對知識的熱情其來有自。從小愛看書、逛書店，大學也經常旁聽不同學科的課程，加上在出版社編纂百科全書、大事記等資訊性書籍的經驗，讓他對如何找到、應用跨界知識都知之甚詳。正因此，他的翻譯領域和幅度較之其他譯者，也來得更為廣泛，而不侷限於文學或非文學。
處理幅度大，工作自然有難易之分。梁永安認為文學小說是比較容易翻譯的，因為口語對話和短句多，不像非文學，多半由幾行字好幾組子句構成，要把層次理清楚，又要顧及前後文銜接的流暢，翻譯時往往煞費心思。
「說文學容易，但也有難處。文學難的是抓住對話重點和感情所在。把字翻出來，卻沒翻出感情，就不算了。」
「還有一難是寫景，因為風景是一個圓融的整體，一個作家寫了很多句子來鋪陳一個風景，要讓讀者想像出一幅圖畫，那是有機的構成，不能只按句子翻，而是如何用中文重組出一個接近原作的完整的畫面……。」梁永安大嘆一口氣，「這很難啊。每次看到寫景就頭痛，更別說這些景是我沒親眼去看過的。」
原汁原味不如幫讀者抓緊線索
梁永安形容自己是「強勢的譯者」。相較於某些譯者堅持「原汁原味」，著重翻出原作的字句細節，他是那種敢做大幅度取捨或改寫的譯者，因為，「連文言文翻成白話都不可能原汁原味了，何況是英文？」
「很多時候原文一句話會有好幾層意思，生活在同樣語境和文化脈絡中的讀者可以讀到其中的暗示，但翻成中文一定會丟掉，我會抓住最主要的線索突顯，甚至說得更明白。」
他以古代著名佛經譯者鳩摩羅什的翻譯觀作參照，「他很討厭清楚的翻譯，說翻譯得清楚，就像把飯嚼爛了再餵給別人吃，不給讀者自己領會的機會。但我感覺，看翻譯書本來就困難重重，讀者就像爬過無數道牆，已經累得半死了，還要他們自己揣摩一切實在強人之難……所以我盡可能給讀者多一點幫助。」
梁永安的翻譯原則，與其說尊重、依循原作者，不如說他更在乎讀者能否掌握最主要的訊息。「我迄今沒有諮詢或聯繫過原作者……部分原因是我的問題他解決不了。總不能說：這句很難翻成中文，能不能請你把它簡化？」
面對翻譯的不可能，身為譯者當然感到痛苦，但梁永安這幾年已越來越看得開了。他說，一個月前把新版的《盲眼刺客》（加拿大小說家瑪格莉特‧愛特伍作）寄給一個朋友，後來朋友說兩天就讀完了，「原本我心裡很不平衡，自己搞了這麼久、這麼痛苦才譯完的書，別人竟然兩天解決！但，反過來說，也代表容易讀懂吧！」說罷，梁永安自顧自笑了起來。
※本文首登於文訊雜誌，2010年元月號
梁永安，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為專職資深譯者，譯作涵括文學、社會科學、神學等近80種，如、《盲眼刺客》、《旅途上》、《托斯卡尼豔陽下》、《大海，大海》、《陌生語言的樂音》、《四種愛》、《禪者的初心》、《失落的城市》等。近作為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失意錄》（天下文化）。最引以自豪的作品，是《大海，大海》，以及2008年與劉森堯合譯當代史學巨擘彼得‧蓋伊（Peter Gay）的《啟蒙時代》，最近亦正進行蓋伊另一著作《現代主義》的翻譯。
